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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0节

  三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最后还是由孔希路来发言。
  “六经不是那么好注的。”孔希路言简意赅道。
  六经当然不好注,但不好注的是六经本身吗?不好注的是统治者需要他们怎么来解释经义!
  姜星火明白孔希路的意思,他对此自然是有一番腹稿的。
  “通经致用嘛,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个方面,是经学义法,也就是通过给六经做注,来揭示义理与制度的体用关系,重整经学的整个体系,以资时下取法。”
  “第二个方面,则是治经之法,也就是治学方法。”
  这句话姜星火没说完,但在场的人都明白他想说什么,姜星火主张什么治学之法?自然是实践出真知那套。
  高逊志此时已经有些醉意了,但听闻此言,还是颔首道:“研究经学最忌讳不得本原而务循支离,实际上,若是儒学是一本书,六经就是大纲,儒学若是一棵树,六经就是根本,其余诸如四书之类的支流余裔,不过是因缘而生罢了,若是正经研究经学,那就必须得确立主旨,探骊得珠,此后解经便如利刃切肉,迎刃而开也。”
  “便是这个道理了。”姜星火趁热打铁道,“儒家伦常义理百世可知,而《六经》同出一源,其宗旨、大义、礼制,皆相同,而其体制、文字,则诸经各自不同.跟这本小册子里画的骨骼结构图,又有什么不同呢?难道做学问,不找主要的骨头,而去寻旁边的小骨头吗?”
  曹端有所触动,但仅仅是这些的话,对于他们来说恐怕还不够,因为巨大的利益面前,同样存在着风险。
  他们必须搞明白,姜星火让他们来发表的文章,到底要做什么。
  而这里面的关键,不在于姜星火说的第二方面的治学方法,而在于第一方面说的“揭示义理与制度的体用关系”。
  嗯,燕国地图铺了半天,这是终于露出匕首来了。
  姜星火口中的“制度”,当然不是通常含义上的政治制度。
  事实上,按朱熹的理解,也是这个时代对于制度最标准的理解,一共有两类,其中《周礼》为一类,即“礼之纲领”,而《仪礼》和《礼记》则是另一类,即“仪法度数”。
  看起来很奇怪吗?为什么都是礼仪?
  这并不难理解,礼部为什么是六部里名义上排名第一的部?
  在封建王朝时期,礼仪是社会活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与规范,制度在国家政治与社会规则的纲领与枢纽,二者互为表里,礼仪就是制度,制度就是礼仪。
  而义理和制度之间,联系同样非常密切。
  孔希路这时候还是没有拿定主意,这种大事,并非是三言两语就能决定的,若是姜星火没有一个完备的计划,就要他以南孔家主的身份来做六经新注,哪怕是他,对此可能产生的后果,同样也是心里没底。
  孔希路看着姜星火年轻的脸庞,缓缓说道:“盖制度者,经史之枢纽,圣贤精理奥义之所由见,而世界盛衰治乱所从出也,六经以明制度为大例不假,毕竟就算《春秋》微言大义,可说穿了,还是以着书谨祸乱、辨存亡,六经都是如此,所有安危祸福,旧说多阙,今悉采备,无非便是用以明得失成败之数。”
  经史子集,经在最前面,而其言爵禄,则职官志也;其言封建九州岛,则地理志也;其言国用,则食货志也;其言司寇,则刑法志也;其言四夷,则外夷诸传也.这些东西归根结底,都是从六经里出来的。
  “可是,要从何处立意呢?”
  这个疑问,同样是萦绕在曹端和高逊志心头的。
  是啊,从何处破题立意呢?这可不是科举考试,科举考试涉及到的也就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给六经做注,尤其是要从六经的义理着手,反思过去的制度,给现在的制度变革背书,没有一个能无懈可击地立住脚的立意,是绝对不行的。
  要是强行来做这件事,哪怕是就直接成了笑话,让人觉得他们是放弃了颜面,给当权者捧臭脚,这是任何大儒都不能接受的。
  参与官方注六经是荣耀,可这荣耀背后,还蕴藏着同样沉甸甸的东西。
  姜星火并没有藏着掖着,而是直接给出了他和姚广孝、张宇初思考很久后的答案。
  姜星火指着孔希路,说道。
  “孔子,两个孔子。”
  第483章 王制
  所谓“两个孔子”,指的当然不是孔丘跟孔希路。
  孔希路虽然很强,儒学造诣当世最强,但坦诚地说,纵观华夏上下这几千年,他还不配。
  “两个孔子”,乃是意指经学的古文今文之争,也就是《周礼》与《王制》之争,乃是孔子其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对于经学和礼仪、制度的不同理解。
  姜星火缓缓道:“从周为孔子少壮之学,因革为孔子晚年之意,如此一来,恰如一竹,从中一劈两半,本源清楚矣。”
  “孔子不得位,不能施其政,故而托鲁史而成《春秋》,立素王之法,以资后世。”
  姜星火先给《春秋》定了个性,嗯,其实即便是较真的话,姜星火这话也确实没什么错,书都是人写的,孔子着书立说的时候,自然加入了自己的思想在其中。
  孔希路似笑非笑,道:“故而我等后儒,见《王制》与《周礼》不合,不知此乃素王之法矣?”
  “对,正是如此。”
  两人对话简单,但蕴含的信息量并不少,如果不能对先秦儒学的思想体系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很难理解姜星火和孔希路在说什么。
  这里有一个关键词,叫做“素王”。
  素王这个词,语出《汉书·董仲舒传》,“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这里面的“素”,意思是空、虚,指有名无实或有实无名,到了东汉经学蓬勃发展的时代,王充《论衡·定贤》里说“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春秋》”,意思就是孔子虽然不是王,但他做了王的事业,也就是着写《春秋》,从此以后,儒家以素王专门指代孔子。
  但在孔子之前的时代,素王这个词,更多是意指上古时期的帝王。
  之所以董仲舒要这么吹孔子,原因就是他要进行托古改制。
  这不巧了吗?姜星火也想这么干。
  改革的思想阻力大不要紧,前辈们早就趟出路来了。
  只要旗帜正确,一部分敌人也可以变朋友。
  众所周知,董仲舒是“公羊学”的传人,嗯,这里再科普一句,无论是公羊还是左氏、谷梁,都是《春秋》这本书的批注,相当于朱熹对四书进行的批注,意义是一样的,目的都是为了用自己的学术理解,去掌握话语权,跟教皇解释圣经差不多.原因就在于,《春秋》这本书写的很简练,俗称微言大义,如果没有注释的话,普通人通读下来,基本都是处于看不太懂的懵逼状态,所以掌握了《春秋》这本最重要的书的解释权,其实就掌握了经学的话语权。
  而董仲舒就是要让公羊学版本的春秋注释,成为官方版本。
  “所以,国师这是要行董仲舒之事?不,还要比董仲舒更胜一筹。”
  年轻的曹端这时候也回过味来了。
  董仲舒托古改制的本质,其实就是依托素王孔子的思想权威,事实上,在崇古之风盛行的汉代,确实需要推出一个古代权威人物,以为自己学说背书,所以董仲舒才选择了孔子.董仲舒以《春秋公羊传》里哀公十四年的那句“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于《春秋》”为思想纲领,首创新王改制之说,宣称《春秋》是应天作新王之事,董仲舒正是打着孔子和《春秋》的旗号,进行政治活动、实现政治理想的。
  而如今南孔家主就在这里,这位世间一切美好德行的继承者,行走着的孔子代言人,若是姜星火不好好利用,那才是舍近逐远。
  姜星火轻咳了一声,方才道:“董仲舒是托古改制,孔子又何尝不是呢?诸位观《王制》,更近乎于周礼,还是更近乎于《春秋》?”
  周礼这东西自不必说,懂的都懂,老木乃伊了。
  而《王制》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王制》是六经之一的《礼记》里面的一篇,如果光看内容的话,其实就是记录古代的种种政治制度,也就是封国、职官、爵禄、祭祀、葬丧、刑罚、建立成邑、选拨官吏以及学校教育这些方面,看起来是不是没什么特别的?
  但实际上,《礼记》在六经里的地位非常之高,而《王制》更是礼记里面最有分量的东西,孔子弄得,绝非是无用之功,这里蕴藏了他奋斗一生后,到了老年面对诸国乱象无能为力时,留给后世的宝藏。
  其实在了解这些的时候,姜星火也总觉得,自己要是一切顺利的话,在这一世死亡之前,应该也给后世留下几本书.
  咳咳,扯远了,总之,《王制》的内容跟周礼是截然相反,乃至背道而驰的,这也成了经学里面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之间的矛盾冲突之所在,是解不开的。
  原因也很简单,这都是孔子弄出来的。
  一个孔子,弄出来了两个背道而驰的思想,听谁的?
  姜星火给出了答案:“孔子壮年问礼,因时局动荡,需尊周王,方有海内升平之希望,加之资历浅薄,畏大人言,故此有‘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之语,推崇周礼;然而周朝礼制,到了春秋之时,早已不适应社会的剧烈变化,积弊肉眼可见,孔子到了晚年之时,自觉已无救时之希望,又担忧王道不行,故此继承周礼而更改制度,亲自修订,以图留给后世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将其思想隐喻于《王制》和《春秋》之中。”
  所以,姜星火面对古文和今文学派之争,或者说两种不同政治制度的争端,选择了董仲舒的今文学派。
  事实上,公羊学所宣传的《春秋》经义,确实与《王制》更加相合,而《王制》按姜星火的说法,那就是孔子的托古改制思想。
  所以这么串下来,姜星火的思想脉络就很清晰了。
  孔子托古改制写了《王制》和《春秋》,董仲舒托古改制以公羊学为依据,写了《春秋繁露》,并且运用了《王制》。
  “所以国师的意思,是以《王制》来统御六经,进而对六经做注?”
  姜星火没有笑而不语,那样会让他们觉得自己在模棱两可,如果事有不成,随时可能把他们卖了,而是颔首道:“这件事的立意便是如此了。”
  曹端和孔希路琢磨了一下,没说话。
  但没说话,其实在某些时刻,比说了很多话还能表明态度。
  姜星火也不急,看着窗外莫愁湖雪景,又自己给自己倒了杯酒,不知不觉间,喝醉了酒的高逊志竟然已经在众人旁边睡去。
  过了片刻,曹端终于开口,他的眼神里闪烁着一些渴望:“那国师打算让我写什么文章?”
  曹端可没忘了,这才是姜星火找他们要做的事情,注六经这种大工程,肯定不是让他们来弄的,最多就是挂名牵头和审核之类的工作。
  “你写《孔子学术谱系考》。”
  一听这话,曹端有些头大,但还是忍住了没叫苦。
  孔子的学术谱系,主要以秦的大一统为界限,分为先秦和两汉。
  先说先秦时期,孔子在世的时候收弟子,主要有两拨人,一拨是鲁国本地的山东弟子,另一拨则是燕赵等地的河北弟子。
  山东是今文学派正宗,河北是古文学派正宗,但正如左可以无限划分一样,基于乡土而构成的今学正宗,同样可以无限划分,当时就划分出了鲁派、齐派、韩派等三个主要派别,分别宣传自己的思想。
  而古文学派,则不是根据地域划分派别了,而是根据自己所学的专业特长,也就是自家学了什么、什么学得好,就主张以什么来解释儒学,即所谓的“缘经立说”,一共分成了《周礼》派、《国语》派、《左传》派、《孝经》派等等。
  两汉时期,古文学派蓬勃发展,这种“缘经立说”就更明显了,东汉朝廷很重视经学,家里但凡有一本家传经学的真东西,都能成为大儒。
  如今过了上千年,倒是涉及不到现在明初的学术界,最多是各家有些自己都说不清的传承,之所以要做这个工作,就是要正本清源。
  嗯,非要说的话,跟编族谱差不多。
  你说这东西有道理,那你得把脉络给捋出来。
  “如何?”
  曹端沉吟之际,姜星火催促了一声,这两个字,却是恍若敲钟般荡在了曹端心头。
  曹端整理了一下思绪,方才答道:“孔子以《王制》为后世立法,秦汉制度与《王制》不同,遂以《王制》为无用之书。秦汉以后,今古文两家学派庞杂而混淆,导致孔子改制大义的隐没,而今古文两家学派不过是源自孔子早年、晚年的两套学说体系,后世‘以古乱今,不分家法’,如今要通经致用,自当追溯本源,归宗于孔子,合该梳理清楚高于天下的。”
  见了曹端这份态度,姜星火满意地笑了笑。
  “来,喝酒。”
  曹端接过酒杯,囫囵咽了下去,看着窗外雪景,却兀自打了个寒颤总感觉自己出门吃个饭就被绑上了贼船。
  可问题是,现在自己还有的选吗?
  《明报》那档子“走进甲骨文”,可差点都快成了他一生耻辱了,要不是从来没对他点名,曹端怕是现在都没脸出门,这位国师布局环环相扣,现在想起来还让曹端心悸。
  不过姜星火倒也没亏待他,教他的东西,如今曹端自己逐渐悟出了一些,眼见就是沉淀一番,以后回乡就能开宗立派,成就一代名家了,而且恐怕比历史上还要更为著名,因为很多哲学思想,是注定不会被时间所掩盖的,也不算揠苗助长了。
  曹端胡思乱想着,姜星火却只是抚掌大笑:“如此善莫大焉!这便是于千年后重新究其本源,去伪存真,虽划清之事颇为繁杂,但亦是一件大事。”
  确实是一件大事,毕竟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虽然在历史上争得很厉害,但由于同出一脉,就像是武侠小说里华山派的剑宗气宗又往后传承了无数代一样,很多过去的是是非非都难以论断了,如果真的能辨析清楚各自的源头,再加以部分人为的推理阐述,总之,能把这些理清楚,就是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了。
  不过听起来虽然工作量很大好吧,实际上工作量也很大,但总归是有个头尾的,其他的不论,其实重点就在于两汉时期,在董仲舒帮助汉武帝托古改制以后,汉朝就将儒学立为官学时就设立了五经博土,郡县乡里均设经师,经学自此大盛,而当时经书均以汉代使用的隶书改写,也就是今文经义,后来又出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大篆和小篆,成了古文经义,古文经学多治章句训诂,今文经学则研究微言大义以托古代制。
  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争得很厉害,但其实截止到汉章帝白虎观会议,两派就开始逐渐互相接纳了,而等到东汉末年,历史地位极高的大儒郑玄,在古文经义的基础上,吸收今文经义的精锐,才算最终融会贯通,登抵宗师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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