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娇妻美妾
作者：没落的烟鬼
作品相关
作品相关关于火器和崇祯
由于后面剧情的需要故而从网络上面找到了这些资料，希望各位读者能够谅解一下。因为文章后面马上就要关联到崇祯，以及明朝的火器，故而在这里吧火器和崇祯给细细的介绍一下。
因为中国曾经被满清这个只知道“弓马娴熟”的民族统治了二百七十年，所以后代的中国人都产生了一种误会，以为发明了火药的中国，竟然把本应成为先进武器的发明，白白浪费在无义的娱乐上。其实不然，清朝以前的蒙元和明朝两代，都十分重视火器的发展与装备，我不是要故意贬低满清，仅仅是想阐述一下中国在火器方面曾有过的辉煌。
火枪最早出现在中国，这一点是勿庸自疑的。中国的早期火枪，在10世纪的宋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后经元、明两代发展，至明末本应有所大成，怎奈…………在中国广泛使用火铳后，阿拉伯人在14世纪初，制成了木质管形射击火器“马达发”。而欧洲14世纪中叶，意大利制成金属管形射击武器“火门枪”，以后又发明了火绳枪。要说明的是，欧洲的火枪是自己独立发展起来的，在17世纪的时候，反而对中国的火枪技术有所影响。
宋朝出现的“突火枪”杀伤力不大，射程仅仅5—10m，在当时多说是吓唬人用。但元朝建立后，重视发展新型火器，至元十六年(1279)，集中各地工匠于大都(今北京市)，研制新式兵器，重新调整火药的配方，使同样体积的火药，效能提高了约三倍。元朝至顺三年(1332)，铸造了铸有铭文最早的铜火铳，长1尺1寸，重28斤。同时还制造出了早期的手铳，但威力小、射程低，基本上没有使用价值，给军官们作为玩物到更合适一些。
元末战争时期，火炮在战争中被大量的使用，据《明史》记载，元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张士诚被明军围困在平江城(今江苏苏州)，大将徐达“领四十八卫将士围城，每一卫置襄阳炮架五座，七梢炮架五十余座，大小将军筒五十余座，四十八营寨列于城之周遭，张士诚欲遁不得飞渡，铣炮之声昼夜不绝……”。由此看来，当时的战斗景象是何等的壮观，火铳和火炮的数量亦已经达到相当的数量。金属火器的出现，开创了古代武器的先河，它以使用寿命长，发射威力大，运用范围广等多种优点，成为以后历代的重要兵器，并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应用。
到了明朝，由于封建社会经济的高度发达，兵器也有很大的发展。其主要冷兵器有长柄刀、枪、短柄长刀、腰刀及各种杂式兵器如镋钯、马叉、狼筅等等。除了继承传统的兵器品种外，火器的发展到明朝达到鼎盛时期，明末的兵书如《兵录》、《神器谱》、《武备志》、《西法神机》、《火攻挚要》、《筹海图编》、《军器图说》、《火龙神器阵法》等更是详细地记录了明军装备火器的制法、图谱以及火器部队的编制和战法。此外诞生了数位知名的火器(包括理论)专家如赵世祯、毕懋康、胡宗宪、茅元仪、孙元化和明末清初的天才武器发明家戴梓；十分重视火器运用的军事将领如戚继光、孙承宗、袁崇焕等。
明军真正意义上的火器发展是从抗击倭寇时开始的。因此必需先了解一下日本“鉄炮”的来历，以及欧洲的火器发展经过。
15世纪初期，西欧的工匠们将原先的“火门枪”的木制握柄被重新设计过，射击时能够倚靠在士兵的肩膀上，而不再是架在支架或者地上，自此步枪的定义被正式确定为：单兵肩射的长管枪械。15世纪中期，又创制了新式火枪——火绳枪，用火绳点火，并在火枪上加装了能够控制点火的机械装置——扳机，使火枪射速更快，射
程更远。这种新式的扳机击发式火绳枪的口径一般为15～20毫米，管径比一般为40到45，而最大射程一般为60～80米(杀人距离)，它在1543年传入了日本。
日本制成火绳枪经历了三个阶段：元至元十一年(倭文永十一年、公元1274)到至元十七年(1281)蒙(元)、倭战争时期，倭军从作战中见到了蒙古(元)军使用的铁火炮，从此得知世界上已经有了一种新式兵器—火器，这是倭国初知火器的阶段；尔后在天朝大明成化二年(1466年)，(中国的)琉球人到倭国时传入了明铜火铳(原始手铳)；大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南夷”(葡萄牙)商船被台风带到了萨摩以南的种子岛，葡萄牙商人带有欧洲火绳枪，大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工匠八板清定仿制出了倭国最早的火枪——种子岛铳，这就是给倭国历史带来巨大变化的“鉄炮传来”——火枪在倭语中写作“鉄炮”。
大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倭国江州的国友锻冶，组织了高明的工匠，仿制成适合倭兵使用的火绳枪，并且制成了闭锁螺栓，较好地解决了枪尾的闭气问题，提高了火绳枪的威力，较葡萄牙人制造的火绳枪更为先进。这种“鉄炮”的口径与欧洲火绳枪相同，但射程提高到100米，射速每分钟5发。不久国友锻冶进行批量生产，售出数百支成品，有些海盗及走私商人等乘机购买，持为劫掠凶器，我国闽浙沿海多受其害。当时正值戚继光抗倭，戚继光对火绳枪的威力评价很高，认为这是杀敌最有效的兵器，并对火器的战术使用作了很深的研究，发展出车营、三才阵等适合发
扬火器威力的部队编制和战法。
大明正德七年(1512)，明军平定南海之役，缴获三艘海盗舰船，得到了“佛郎机”火器。“神机营”的武器专家改进了缴获的火器，创制出佛郎机铳，又称为“神机炮”，并批量生产，使中国的火器跨跃了一大步。但佛郎机铳是大口径火枪(炮)，需三人同时爱作一门。九年后，大明嘉靖元年(1521)，明军在广东新会西爱湾之战中，又从缴获的两艘葡萄牙舰船中得到欧洲火绳枪称“西洋番铳”，但那时葡萄牙人所用的火绳枪，大抵还是初创时期的制品，未引起明军高层的足够重视，直到不断掳掠沿海的倭寇用上了火绳枪，明朝军队才开始批量装备以之对抗。
大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军在收复被倭寇及葡萄牙人侵占的双屿(今浙江鄞县东南)战斗中，俘获了一些善于制造铁炮的日本人及铁炮。由马宪、李槐等人，学习了制造火绳枪的方法，并在其基础上，加以研究改进。于大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造出了“比西番尤为精绝”的中国第一批火绳枪，而且手笔极大，一上来就是一万挺，由此可见，当时明朝政府对军队装备火器的重视程度。如果不是明朝末期，政治上实在极度腐败，外加连摊上三个“倒霉”皇帝，满清焉有入主中原之理！
中国把创制成功的火绳枪，称之为“鸟铳”，《武备志》说：“后手不弃把，点火则不动，故十发有八九中，即飞鸟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又因其所安装的弯形枪托形似鸟喙而被称为“鸟嘴铳”，也有人称其为鸟枪，成为当时明军战斗中的“利器”。明军装备的鸟铳射程可达120米，枪管用熟铁制作，底部有火孔与火药池（放引火药）相连，池上覆盖有铜盖，可以遮挡风雨，搠杖（通条）插在枪管下的木托上，用于填送弹药，枪管底部用螺栓封固，便于取开擦洗枪管。
大约在同时，鲁密国(今土耳其)派遣使者朵思麻到中国进贡火绳枪，中国古代著名火器专家赵世祯，生长于海滨，少经倭患，深知增强国防力量、改善武器装备的重要性，决心研制出精良的火器装备官军，卫国保民，于大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给皇帝呈上了《用兵八害》的条陈，建议制造鲁密国进贡的番鸟铳，经兵部议交京营试制。
赵世祯唯恐京营“制造打放两不如法”，就登门求教朵思麻，详细讲解了制造和使用方法，并自己出资(赵世祯时任从七品衔的中书舍人)召集工匠进行试制，终于在万历二十六年创制了比鸟嘴铳射程更远的火绳枪，称之为“鲁密铳”。这种铳加长了枪管(4尺5寸)，重量略大于鸟铳(6—8斤)，射程远(150米)，威力大，在结构上更优于鸟嘴铳。故《武备志》说：“鸟铣：唯鲁密铳最远最毒”。同时还研制出当时最新式的火器“掣电铳”和“迅雷铳”，前者兼具西洋铳和佛郎机的优点，后者并有鸟铳和三眼铳的长处。万历三十年六月，赵士祯研制的火器通过兵部、工部、刑部等部门官员的试验。会审报告建议皇帝将赵世祯“所制车铳式样随发京营，依法成造，责令官员加以教演，传示各边，以究其防边制虏之用”。
对比15—16世纪欧洲各国装备的火绳枪，在上构造和明军的火绳枪基本一致，技术参数也大致相仿，但明军的鸟铳比这些枪都要轻便。西班牙的重型火绳枪——穆什克特枪，口径在23毫米以下，重8-10公斤，弹丸重50克，射程250米，可以保证射穿任何的铠甲，虽然明军的鸟铳威力比不上这种枪，但比起机动性和轻便性却是穆什克特枪远远不及的。
15世纪初期，欧洲战场上出现了炮身和药室一体的青铜炮，不久又出现了轮式火炮，采用颗粒火药，法国于15世纪中期首先铸造铁炮，并很快使这一技术传遍欧洲；公元16世纪前后德国纽伦堡地区生产出一种直线式线膛的火绳枪——“毛瑟枪”，由于“膛线”一词的英文译音是“来复”，所以线膛枪也称“来复枪”，这种带有膛线的来复枪射击精度大大超过了滑膛枪。
从17世纪起，欧洲枪炮制造技术发展迅速，法国人发明了具有防风防雨性能的燧发枪，它的出现标志着纯机械式点火时代技术的结束。燧发枪的基本结构如同打火枪，即利用击锤上的燧石撞击产生火花，引燃火药。以其射速快、重量轻、射程远等多种优越性，逐渐将火绳枪废弃；瑞典人则划时代地把弹丸和发射药装在同一个纸筒内，装填时将纸筒撕破(咬破)，把发射药和弹丸一块装入枪膛中去，既简化了装填过程，又保证了发射药的定量装填，它预示了一种新型的定装枪弹的出现；1776年，英国人又将直线形膛线改成螺旋形，发射时火药气体使铅丸膨胀而嵌入膛线以发生旋转，发射的弹头出膛后高速旋转前进，增加了子弹的稳定性，提高了射击精度，增大了射程，到达了200米之多！！！
由于这些欧洲先进火器优于中国火器，明政府在自己研究不出来的情况下，就毫不犹豫的花钱从葡萄牙铸炮专家伯多禄?；波加罗在澳门兴建的铸炮厂引进火器技术，进行大量仿制，并用于实战，在实战中取得巨大收益，进而批量装备军队。《中国军事史?；兵器卷》记载明朝后期明军的火炮用精铁铸造，在技术上接近西方的水平，数量则稳居世界第一，野炮的最大射程可达到10里，舰炮也达到4里以上，开始采用了爆炸弹丸、分装弹药、后膛装填、有射表、瞄准具等等，种类上覆盖大中小口径，平射炮、曲射炮、臼炮……
明军主力火炮“红夷炮”，号称“净重三千斤，射程十里，每发可毙敌千人”，当时倭国和后金的大炮射程才一里(500米)。努尔哈赤就是被袁督师的红夷大炮炸毙的，据说临死前对明军的大炮耿耿于怀，说：“我二十五岁以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想不到死在明军的大炮之下。”努尔哈赤死前命令后人好好学习明军火器，到了进攻扬州时清军也是用吴三桂的大炮轰塌了城墙才攻下了城池。
火枪已经是明军步兵的主要装备。每名火枪手配备火药罐2个，一个装发射药，—个装引火药，携带铅弹300发。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发射药已经使用粒状火药，而不是以前的粉末状火药，其成分比例为硝1两(占75.75%)，硫磺1钱4分(占10.6%)，柳炭1钱8分(占13.65%)已经基本达到黑火药的最佳配比了(硝75%，硫磺10%，炭15%)。由于发射速度较慢，为弥补这一缺点，通常在战术上采用三排轮放法，即一排装铳，一排进铳，一排放铳，第一排发射完毕后，退至第三排装铳，第二排进至第一排位置放铳，如此轮流发射。同时期欧洲的火器技术虽然高度发展，但是冷兵器仍在作战中占很大比例，主要包括长矛、长戟、长弓、短剑等。
直到明朝灭亡前，明朝的军事机构也在不遗余力地开品种颇多，形式复杂的管形火器(火枪、火炮)。如崇祯八年(1635)，南京户部右侍郎毕懋康著的《军器图说》中，记载有“自生火铳”，就是一种燧发枪，这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燧发枪；京军三大营的标准装备——线膛枪(直线膛)，葡萄牙人于1637年向明政府进献了线膛枪，神机营火器专家用后称赞该枪射程远，精度高，装填方便，上表请示大量仿制并装备京军三大营；大汉奸吴三桂作大明山海关守将时，曾制作过大口径铁芯铜炮，集铁坚、铜韧于一身，提高了大炮的使用性能，这可以说是当时不小的创举，这炮至今有一门陈放在沈阳的辽宁省博物馆。说明几十年间明朝火器技术发展之快，但可惜国家将亡，没有批量装备。另外喷射火器(古代火箭)制造也相当精良，样式、品种达几十种之多；爆炸性火器也相当发达，具体有两大类：一类就是地雷，品种繁多，有石头雷、陶瓷雷、生铁雷等数十种；另一类就是水雷，有水底雷、水底龙王炮和混江龙等兵器。根据大量的史实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发明和使用“两雷”的国家。
我国在17世纪中期的明末清初时代，火器的发展程度并不很落后于西方世界，军队的火器装备比例基本上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清军除了初期为了和明军争夺政权，而大力发展和明军一样的火器外，其他的时候，清军简直就是一无是处。满清建国后，军事装备专家仍对火器有相当改良和实验，例如满清政府曾先后开发过三种主要形式的燧发枪，即转轮式、弹簧式和撞击式，只是这些燧发枪做出来不是用来装备军队，而是用做宫廷狩猎时使用的禽枪。乾隆年间还制作过镶骨燧发枪，和同时代欧洲装备的制式步枪几乎没有任何区别，但此枪的作用依然是狩猎用的玩具——世界最先进的武器居然派上这种用处！！？？
更可气的是，康熙年间的超天才武器发明家戴梓发明出“连珠铳”，一次可连续发射28发铅弹，威力极大，在当时可谓妙绝古今，冠绝中西，比欧洲发明的机关枪早两百多年。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他发明的威远将军炮类似现代的榴弹炮，射程远、火力猛、威力大。但满清统治者抱着“骑射乃满州根本”这种白痴的念头，愚蠢地将戴梓充军关外，中国的火器发展乃告停顿，终于被欧洲所抛下。康熙还算有点良心，将“戴梓”之名刻在“威远将军”的炮筒上，以示尊重。
1757年满清政府自欺欺人地禁止外国人在华携带火器的布告，几乎是明白的告诉人家——满清统治者对火器恐惧。这种恐惧一直延续到1842年英国的远征军司令濮鼎查让中国军官在火炮面前惊得目瞪口呆，四千远征军竟击败了满清二万正规军。1860年英法联军扫荡圆明园时发现，当年英国使团赠送给乾隆皇帝的火炮仍保持完好的状态，随时可以发射，不过好像在华丽的“夏宫”它们只是摆设品。1900年满清那群不忘“骑射乃满州根本”的八旗兵在八国联军新式的“连环火枪”(机枪)前被打得尸积如山，而被鞑子们扼杀了探索精神和民族优越感的的中国人却在颠狂的信奉着“神功护体，刀枪不入”……
(一)开花弹
开花弹是爆炸性炮弹的别称，因其爆炸时弹片四射，犹如花朵绽放得名。开花弹源于北宋火器“火球”（原字为“毛”字底加一“求”），外型浑圆，内盛火药，裹以数层厚纸，点燃火药引线“药捻”后用抛石器投入敌阵，炸烧敌兵，南宋时改用铁炮发射。“火球”的威力十分有限，原因有三：1.纸制的外壳无法形成弹片杀敌，只有炸和烧两种功能。2.内部的火药硝碳磺比例为60：22：18，与黑火药比例75：15：10相差很大，爆炸威力大减。3.重量轻，材质薄，射程太近。为了克服这些缺点，铁壳的“火球”出现了，这即为开花弹。开花弹具体的发明时间无法确认，推测应在发明了铁壳的爆炸性火器“霹雳震天炮”和“火蒺藜”之后，大体在南宋后期。
明代开花弹被广泛使用于同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在此摘录一条新闻：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者日前在托克托县境内发掘出土了20多枚明朝早期地雷，据称，这是我国首次出土明朝地雷。这次出土的地雷为铁铸球体，大小规格分为两种，大的直径11厘米、重1.7公斤，小的直径为8.5厘米、重0.8公斤，球体表面有一突出台体，高约0.6到0.7厘米，直径约3厘米，台面中间有一直径约0.4到0.5厘米的圆型小孔，用以装火药和引爆火药捻，当打开已经锈蚀的小孔时，还能倒出里边的火药。火药均为黑色，其中有一枚较大的火药为土灰色，且部分火药呈米粒大小的颗粒状。
据新华社，出土地雷的内蒙古托克托县（古代称之为东胜州）地处黄河岸边的山梁台地，起着雄踞高地、扼守黄河的重要作用。当时这里水陆交通便利，边界贸易繁荣。元朝末年，各地纷纷爆发农民起义，公元1368年元大都被明军攻破后，为了荡平北部元军，明军曾在这里与元军发生激战。该城出土的地雷正是这时明军攻城用的武器，在出土地雷的附近还出土了十几公斤铁弹丸，这是当时明军使用大炮发射的弹丸。”
明朝的“地雷”？根据《武经总要》记载，当时的地雷是先在敌人的必经之道上挖一大坑，埋入火药，上面覆以碎石，以盘香引爆。这些所谓“地雷”根本就是开花弹！“在出土地雷的附近还出土了十几公斤铁弹丸，这是当时明军使用大炮发射的弹丸”就是证据，他们挖到的是一个火炮的弹药库！“铁铸球体，大小规格分为两种，大的直径11厘米、重1.7公斤，小的直径为8.5厘米、重0.8公斤，球体表面有一突出台体，高约0.6到0.7厘米，直径约3厘米，台面中间有一直径约0.4到0.5厘米的圆型小孔”这些数据也表明了开花弹的本质，试想，地雷需要两种规格，并且铸造精度在一毫米以内？只有火炮才要求炮弹有如此的精度，因为大家知道：如果炮弹大于火炮口径就无法发射，而小于火炮口径会造成火药气体泄漏，射程和精度都无法保证。感谢这些数据让我们知道当时那里的火炮至少有两种，一种是口径为85毫米的，另一种是口径为110毫米的。从这些数据我们还知道了东西方的开花弹有一个区别：西方的开花弹是在铸铁弹体上开一个口，以木制的“信管”塞住，在“信管”内装上缓燃火药来引爆；而明朝的开花弹则是“球体表面有一突出台体，高约0.6到0.7厘米，直径约3厘米，台面中间有一直径约0.4到0.5厘米的圆型小孔”，估计是在小孔里插上“药捻”来引爆。因此“信管”、“药捻”都是现代炮弹引信的始祖，也证明了东西方是各自独立研制出开花弹的。当时明朝军队的火炮除了装备开花弹，还装备了实心弹（又称“葡萄弹”）和霰弹。实心弹是由铁或者铅铸造而成，少量是用石块磨成球体，这种弹主要用于攻城洞穿城墙工事，射程远但是对杀伤人员而言威力不大，除非直接命中，而一旦被实心弹直接命中的话非死即残，但努尔哈赤并没有肢体断裂，因此可以排除是被实心弹打死的。再看霰弹，霰弹在当时是野战火炮的大威力弹种，由数升铅铁小丸构成，射击时可以形成弹幕，杀伤力极大，但是霰弹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射程太近，一般不超过一里，努尔哈赤是不会将军营设在离城墙如此接近的地方的，所以霰弹也可以排除。如此一来，只有开花弹是杀死努尔哈赤的“真凶”，开花弹是铁壳，可以及远，同时爆炸时威力大。推测当时的情况是一枚开花弹落在努尔哈赤附近爆炸，他被弹片和冲击波击成重伤，不治身亡。
令人深思的是，在明代大放异彩的开花弹，到了鸦片战争时中国竟然无人知晓，连清朝当时的火器专家丁拱辰也不知开花弹为何物，以至于李鸿章向德国克虏伯兵工厂订购开花弹，曾国藩设立安庆军械所重新引进西式开花弹。左宗棠在西北平叛时从一处明代炮台遗址挖掘出开花弹百余枚，不禁仰天长叹，三百年前中华已有此物，到如今竟然失传，以至被列强所欺凌。
（二）红夷大炮
红夷大炮是明代后期传入中国的，也称为红衣大炮。红夷者红毛荷兰也，因此大部分人认为红夷大炮是从荷兰进口的，其实当时明朝将所有从西方进口的前装滑膛加农炮都称为红夷大炮，明朝官员往往在这些巨炮上盖以红布，所以讹为“红衣”。具考证，当时明朝进口的红夷大炮只有少量是从荷兰东印度公司进口，后来因台湾问题与荷兰人交恶，大多数是与澳门的葡萄牙人交易得来的，明朝当时的需求量巨大，葡萄牙人还做中间商将英国的舰载加农炮卖给中国。
明朝前期的自制大口径火铳在原理上与这些红夷大炮是完全相同的，都是前装滑膛火门点火式的，但是具体做出来就大有区别了。明朝前期火铳多以铜为原料，内膛呈喇叭型，炮管显得单薄，以其口径而言炮管显得太短，其外型基本上与现存最早的元代“碗口铳”相同。这种火铳与红夷大炮相比火药填装量少，火药气体密封不好，因此射程近，此外容易过热，射速也慢，以铜为材质虽然不易炸膛，但是费用教高（铜是铸造货币的金属），而且铜太软，每次射击都会造成炮膛扩张，射击精度和射程下降非常快，作为武器而言寿命太短，唯一的优点是重量轻。在动辄重数千斤的红夷大炮面前，明朝前期的火铳真是“小巫见大巫”了。红夷大炮在设计上确实有其优点，它的炮管长，管壁很厚，而且是从炮口到炮尾逐渐加粗，符合火药燃烧时膛压由高到底的原理；在炮身的重心处两侧有圆柱型的炮耳，火炮以此为轴可以调节射角，配合火药用量改变射程；设有准星和照门，依照抛物线来计算弹道，精度很高。多数的红夷大炮长在3米左右，口径110-130毫米，重量在2吨以上。
红夷大炮最突出的优点是射程，对重型火炮而言，射程是衡量其性能的重要环节，即使现今也不例外。明朝自制铁火铳的最大射程不超过三里，而且要冒炸膛的危险；而一般三千斤的红夷大炮可以轻松打到七八里外，史籍记载最远可达十里！十里相当于现代五公里多，相当远了，曾经对这个数据产生过怀疑，但是西方的同类型火炮的性能证明了这个数据是准确的（当时西欧各国已有领海这一概念，当时的领海是以海岸火炮的射程来定的，16世纪末期的领海是三海里，约合五点五公里）。远射程的红夷大炮结合开花弹，成了明朝末期对抗后金铁骑的最强武器。当时的战法为：将后金的骑兵诱入城头红夷大炮射程，然后用开花弹集火射击，效果非常显著，连努尔哈赤都被炸死。很长时间内，后金骑兵不敢进攻装备有红夷大炮的宁远、锦州、山海关等战略要地。
红夷大炮在实战中表现优异，引起了明朝的重视，除了进口以外还大量仿制，但是明朝末期国力不济，无法铸造和进口更多造价昂贵的红夷大炮。但是红夷大炮以逐渐成了明朝军中重型火器的中坚力量，将原来的重型大口径火铳淘汰。
不能不说红夷大炮对中国火器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此后二百余年，清朝进行了大量的仿制，盛极一时，可说红夷大炮的式样已经成为军队火炮的制式，从而压制了其他先进火器的研制和装备。从整体上说，清朝对红夷大炮没有进行过有效的技术革新，只是一味加大重量，以求增加射程，火炮的制造工艺远远落后于西方。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虎门要塞的大炮重八千斤，射程却不及英舰舰炮，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江阴要塞竟然装备了万斤铁炮“耀威大将军”。这些炮看似威武，实际上射程还不如明朝进口的那些红夷大炮，加之开花弹的失传造成与英军对抗时吃亏不小。十九世纪中叶是西方武器大换代的时期，火炮技术大大改进：工业革命使得武器制造业使用了动力机床对钢制火炮进行精加工，线膛炮和后装炮也开始装备军队；火炮射击的理论与战术在拿破仑的实践中新的发展；同时因化学的进步，苦味酸炸药、无烟火药和雷汞开始运用于军事，炮弹的威力成倍增长。反观清朝的火炮，仍然使用泥范铸炮，导致炮身大量沙眼，炸膛频频，内膛的加工也十分粗糙，准心照门不复存在，开花弹也失传，缺少科学知识兵勇的操炮技术比不上明朝！两百年前让明朝苟延残喘的先进武器红夷大炮在两百年后已经风光不在，老态龙钟，无法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了，真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三）佛郎机大炮
佛郎机大炮与红夷大炮一样，是16世纪初从葡萄牙人处传来的，在明代，“佛郎机”即指当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最初，葡人的一艘战舰在澳门外海与明朝水师发生冲突，后被明军俘虏，战斗中，明军吃了佛郎机大炮的亏，因此一上岸就向朝廷请旨仿造。明朝称仿造的佛郎机大炮为“子母炮”。
佛郎机大炮是一种铁制后装滑膛加农炮，整炮由三部分组成：炮管、炮腹、子炮。开炮时先将火药弹丸填入子炮中，然后把子炮装入炮腹中，引燃子炮火门进行射击。相对红夷大炮而言，佛郎机大炮的炮管较薄，口径小（最大的一种也在85毫米以下），重量轻许多。佛郎机大炮独有的炮腹相当粗大，一般在炮尾设有转向用的舵杆炮管上有准星和照门。对于子母炮这种火炮的概念，大家可以想象成枪与子弹的关系，以现代的定装药枪弹为对照，空的子炮相当于弹壳，火门相当于底火，当子炮内装入火药与弹丸后就和子弹的功能一样了，此外炮腹可视为枪支的弹膛。佛郎机大炮的结构可以概括为两点：1.后装炮2.定装弹药。我们可以认为：佛郎机大炮不仅是后装炮的祖先，而且是近代金属定装弹药的原型。*
佛郎机大炮有4大优点：
一.射速快。以重型佛郎机大炮“无敌大将军”为例“每炮母炮载以炮车，配子炮3门，射时子炮装入母炮，射毕取出。再装填第二个子炮。”根据实际操演，前三炮射击总共费时不到20秒，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
二.散热快。由于后装炮前后相通，空气流通，且炮管较薄，易于散热。散热快可以使火炮增加持续射击的能力，也减少了火药自燃的可能性。
三.子炮的容量确定。容量决定了火药的装填量，因此不会发生因过填装而导致的炸膛事故。
四.子炮是铁铸的，可以承担一部分火药压力，使炮腹的寿命增长，此外子炮损坏了（多是出现裂缝）一个，不影响火炮的射击性能。
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佛郎机大炮也有一个无法克服的缺点：子炮与炮腹间缝隙公差大，造成火药气体泄漏，因此不具备红夷大炮的远射程。
应该说明朝是对佛郎机大炮十分重视的，但是进口的少，仿制的多，且仿制的火炮各种规格齐全，从千余斤的多用途重型（要塞、野战、战舰）火炮“无敌大将军”到百余斤的大“佛郎机”，再到几十斤的“小佛郎机”（可驮在马上点放，自行火炮？），连士卒手中都有几斤重“万胜佛郎机铳”（配九个子铳）。明长城出土的各型佛郎机数量很大，是军队火器的主力。究其原因有三：1.佛郎机型火炮口径小，发射开花弹威力不大，以发射霰弹为主，射速又快，近距离杀伤力极大，杀伤面积广，是守城的利器。“无敌大将军”炮可“每个子炮内有500铅弹，散布可达20余丈”。2.佛郎机型火炮对内膛的要求底，工艺简便（三个部分是分开铸造），用料少可以大量铸造。3.由于不易炸膛，对放炮士卒的技术要求低，不必长时间的训练（各种资料上显示当时的火炮炸膛事故频繁，惟独少见佛郎机型火炮的相关记载）。
总的来说，佛郎机大炮的性能是超前的，与红衣大炮相辅相成，但是到了清朝，军中对火器一味求其射程，重红夷而轻佛郎机，以至于到了十八世纪清朝的军队里已经完全没有佛郎机的踪迹了。佛郎机大炮和红夷大炮同样是明朝中后期引进的西方先进武器，它们的命运差别竟然如此之大，令人唏嘘。
作品相关崇祯的成败
崇祯是个亡国皇帝，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奇怪的是，他是一个比较不挨骂的亡.国之.君。且看看历史上有名的几个亡.国之.君。汉末的汉献帝，软弱无能。陈后主陈叔宝，是个荒无耻有了名的皇帝。隋炀帝杨广，不说了，暴君的名气可与秦始皇并列。南唐后主李煜，长于妇人之手，几曾识过干戈？虽有一手的好词，却是以三千里江山为代价，最后做了违命候，连个小周后都保不住，生日都过不了。北宋二帝，徽宗与李煜差不离。这些人在历史上，是骂名多于同情（李煜因词而幸免）。
但崇祯不一样。先看看造了他十几年反的李自成是怎么形容他的：“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登极诏》）李自成是在明朝统治下活不下去才铤而走险，与崇祯皇帝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这段却说的客气之极，分明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文雅说法。连李自成都是这样想的，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
清张廷玉在《明史.流贼传》中这样评价崇祯：“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事实上，明朝早在崇祯帝即位之前，就已名存实亡了。明朝的皇帝，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外，真是没一个说的过去的，有几十年不上朝的皇帝，有喜欢做木匠的皇帝，有替自己亲爹妈争名分而与大臣打了多年口水仗的皇帝，有喜欢封自己做什么将军、什么侯的皇帝，有喜欢自己乳母的皇帝，有死于红丸的皇帝，有喜欢微服私访调戏良家妇女的皇帝，真是一蹋胡涂到了极致，整个二十五史，没有这么胡闹的朝代。
而且，明朝自始至终，外有边患，蒙古、瓦剌、满州相继而起，战事纷纷。内有奸宦，王振、曹吉祥、刘瑾、谷大用、魏宗贤、王承恩，相继把持朝政，而且自从有了奸宦的擅权，就有了阉党与朝党之间的党争，正邪之争、门户之见，都使朝政内耗于此。
所以崇祯帝即位时，明朝已是风雨飘摇了。这样的国家接了手，已无机会可言。
但是崇祯皇帝还是没有学他的祖先们，登基伊始，他就体现了他高出明朝皇帝的地方。一是果断，二是勤政。
天启七年八月丁巳，崇祯即皇帝位。十一月甲子，安置魏忠贤于凤阳，十一月乙巳，魏忠贤缢死。十二月，魏良卿、客氏子侯国兴伏诛。崇祯元年正月丙戌，戮魏忠贤及其党崔呈秀尸。六月，削魏忠贤党冯铨、魏广微籍。崇祯二年正月丁丑，定逆案，自崔呈秀以下凡六等。
这一系列的举措，雷厉风行地清除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势力，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地位，阉党之祸逐渐澄清。使得朝野上下精神为之一振，人们仿佛看到了明朝的希望。（但是他随后又继续宠信宦官王承恩，和以前的皇帝犯了同样的错）。
至于他的勤政，《明史.本记第二十四》中云：“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而且，从崇祯的诸多举措来看，他也是想有为的，他在位十七年，动辄下《罪已诏》来安抚民心，所用之言都极尽自责之能事。
如在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皇帝是如此说的。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明季北略》卷十三）
但就这样一个果断、勤政、爱民的皇帝，为什么会亡在煤山的清风明月下？。
崇祯的果断是有据可查的，诛魏氏，是他十七年皇帝生涯中最光辉的事情。之后，他的果断就用错了地方。
怀疑＋果断，是皇帝给所有忠臣良将最大的毒药。袁崇焕，一个打死了努尔哈赤的功臣，一个让所的满州人心惊胆寒的军人，一个赤胆忠心，一心想学岳飞的人，最终与岳飞有了同样的下场，死在了最低劣的抄袭来的反间计上，自毁长城，是崇祯的果断。“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袁崇焕传》）。
崇祯的疑心是明朝皇帝中最大的一人。在杀了袁崇焕后，他越发的不信任大臣，在他的任上，究竟杀了多少封疆大吏，罢了多少内阁首相，没数过，但若算算年平均数的话，尤其是他在位的最后几年，可能没有人能比的上他。
如果一个皇帝在政事上是这般的果敢，那么，亡国也就是迟早的事了。
至于他的爱民，他的《罪已诏》，他动辄就下的“减膳、撤乐”的命令，那真是“汲汲于誉”，掩人耳目。崇祯年间，边患纷扰，流贼频仍，战事纷起十余年，北方大旱十余年，百姓无以为生，已到了易子为食的地步，国库无钱。显而易见。
在崇祯九年，其实就有人提出了解决财政空虚的方案，《明季北略》卷十二载有《钱士升论李琎搜括之议》，便是这件事情：“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国，请搜括臣宰助饷。”学士钱士升拟下之法司，不听。士升上言：‘比者借端幸进，实繁有徒。而李琎者乃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此皆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已而温体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拟。”
“上仍切责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誉，放之已足，毋庸汲汲。……”这位李琎，在《明亡述略》作为李琏，言“李琏者，江南武生也，上书请令江南富家报名助饷”，大学士钱士升加以驳斥。
其实这个李生也是迂腐，大明朝存在了两百多年，哪有穷皇帝的道理，何况前朝还有好几个小气的把银子放的发了霉的皇帝和好几个特别会搜刮的皇帝。肯不肯拿出来才是关键，要皇帝向臣下要钱，那多没面子，而且他这样说，是不是暗指皇帝也留着私房钱不肯拿出来？他这个折子仅仅就这样处理了，是他的命大。
在李自成攻入北京后，打开内库一看，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这么多钱，若真是放用来放库赈灾助饷，可能李自成也不反了，清兵也进不来了，自己也不用煤山自尽了（只是可能）。就算不够用，也比下《罪已诏》、“减膳、撤乐”要实惠的多，老百姓也会买他一点账。
崇祯的亡国，《明史.流贼传》中说的还是很全面:
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政繁赋重，外讧内叛。譬一人之身，元气羸然，疽毒并发，厥症固已甚危，而医则良否错进，剂则寒热互投，病入膏肓，而无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导致明朝的灭亡，党争、法坏、边患、流贼等等，无一不可写几本专著，这里只是一时之慨。
崇祯－励精图治的亡.国之.君
标题即一悖论。按照一般的常识，励精图治的总是那些圣明的帝王，如唐宗宋祖，秦皇汉武，康熙乾隆；而亡.国之.君，不用说，那自然要么昏庸、要么残暴、要么糊涂－－要么竟然是兼具三种特色的扶不起的刘阿斗式的人物。因此，将崇祯定位于励精图治的亡.国之.君，就好像说某人是个奸诈的好人，某人勤奋地偷懒，某人辛苦地享受一样不合逻辑。但历史本身并不一定非要依照逻辑来行走，更不一定与我们的常识相吻合。历史所干出的勾当常常令人啼笑皆非，无法表情。
说崇祯励精图治，这在早些年姚雪垠同志奉了御命写《李自成》的年代自然是荒唐之论，少不了要被扣上为封建地主阶级歌功颂德的帽子的。但是，即便是夺了大明帝国江山的满人，在他们作为胜者来编撰的《明史》中，也给予了崇祯这位亡.国之.君相当高的评价：
“崇祯继承神宗和熹宗，慨然而有所作为。在他即位之初，他精明果断地铲除了魏忠贤这个奸臣，天下都希望他能带来承平。但可惜的是当时明朝大势已去，积重难返。朝廷里党派纷争，战场上兵疲将骄。四面战争不已，流寇四处蔓延，天下溃烂得不可救药，可谓是不幸之极。然而崇祯在位十七年间，不溺于声色犬马之中，而是勤勉辛劳，励精图治，在面对臣子时常感叹，希望能得到非常之材，但却没能如愿，以至导致了他所用非人，使时局更加艰难。到后来他重又信任宦官，将他们派到各个重要岗位上，这一举措非常地不合适。后来江山移人，他也自杀身死，难道不是气数使之然吗？”（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
崇祯的另一个大敌李自成，在他向全国的彻底摧毁明王朝的檄文中也认为“君非甚暗。”至于大明的遗民们，更是将他认定为一代圣君，其中岭南派诗人屈大钧在诗中写道：
“先帝宵衣久，忧勤为万方；
捐躯酬赤子，披发见高皇；
风雨迷神路，山河尽国殄；
御袍留血诏，哀痛何能忘？”
这哪里是一位亡.国之.君？这分明是一位励精图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圣明天子啊。遗民歌颂前朝，里面带了不少感情因素，不免有夸大之辞。但考察历史，我们同样会发现，崇祯在位期间，的确做到了旰食宵衣，兢兢业业，他本身的素质在明代的帝王中也属上智之人，与他那个二十多年不上朝不与大臣见面的祖父和他那个纵情酒色，不会治理天下，却做得一手好木工活的哥哥相比，崇祯之“敬业”，简直可以评为帝王中的劳模。但是，正是这么一位希望能够中兴帝国－－并且为了这一希望而身体力行的青年才俊，他的努力，他的勤勉，他的执着和梦想，最后换来的不但不是帝国的中兴，反而是帝国的覆亡，他本人也将在一个寒冷的春夜里走投无路，只得杀妻杀子再自杀。这样的前因与后果，委实让人捉摸不透历史老人究竟是何种心态。
一个人命运的悲剧其实就是他性格的悲剧。如果这一论断没错的话，那么，以崇祯的人生悲剧而言，这人生悲剧的确来源于他的性格悲剧。
崇祯名朱由检，生于1610年正月，系太子朱常洛（即后来的明光宗）之子，崇祯五年即丧母，虽然贵为太子之子，但当时朱常洛的太子地位并不稳定，长年蒙在万历欲废其而立郑贵妃之子的阴影之中，再加上万历是一个绝情于亲情的人－－事实上历代帝王因为子孙众多，往往其中的亲情平淡如水，几乎从来没有过平民家庭那种天伦之乐。万历既不喜欢崇祯的父亲，当然也就更不喜欢木讷内向的崇祯。后来，他的生父虽然历尽坎坷而位尊九五，但却在即位的当年就因纵欲过度而病死了，皇位传到崇祯的哥哥朱由校身上。朱由校对于酒色可谓是秉烛夜游，夜以继日。这个年轻的皇帝对治理天下基本没有兴趣，将它一股脑儿地交给了太监魏忠贤。在这个皇帝眼里，连大明的江山也如此漠不关心，何况是崇祯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呢？因此，崇祯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完全没有常人所享受到的父母之爱，兄弟之情，反倒是目睹和亲历了红丸案和移宫案等骇人听闻的政治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