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零一章 “南圻王”
芹苴工业村位于九龙江边，距茶诺机场大约4公里，占地面积9.45平方公里，比岘港和头顿工业村要小一些。
从市区通往工业村的水泥公路上，设有3个检查站。
芹苴市警察局负责第一个哨卡，十几名警察荷枪实弹，在耀眼的灯光下检查过往车辆和行人的通行证。第二个是工业村保安队的流动哨卡，两辆吉普车和三辆卡车停在路中央，车上架着机枪，队员手里牵着大狼狗，汽车大灯照得人睁不开眼。
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出行，车队一路畅通无阻，无需接受检查和盘问。
车队驶近江边，黑漆漆的马路突然变得格外明亮。两侧装有路灯，放眼望去，工业村内灯火辉煌。许多工厂正在加班，码头、厂房、仓库等基建工程正在连夜施工，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快到西大门时，两侧减速标志一个接着一个。
宽阔平坦的水泥马路上，设置了十几条橡胶减速带，紧接着是一个又一个半人高的水泥墩，每个之间相隔十几米，车辆必须连拐十几次弯，在中间一块相对开阔的地方接受完检查，才能进入工业村主干道。
借助探照灯光柱，胡琏注意到工业村外拉了四道铁丝网，每道铁丝网中间似乎有暗堡和战壕等工事，临近工业村这一侧，建有一道又高又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围墙。
秘书坐在副驾驶上，好奇的四处张望，鬼使神差冒出句：“像集中营。”
陈润威侧身看了一眼，微笑着解释道：“江边有南解游击队活动，有他们的解放区，市里情况也比较复杂，总体治安形势远不如其它工业村，所以防御设施搞得比较多，安保措施比较严格。”
若非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胡琏打死也不敢相信华人能在异国他乡搞出这么大格局，整了整西装，不无好奇地问：“陈将军，平东情况更复杂，为什么安保措施没这么严？”
“您去过？”
“有幸参观过一次，西堤华人慈善基金会监事马国宣先生陪我们去的。”
在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眼里，他是台湾派驻西贡伪政府的一个代表。但在“华-运”心目中，他是满手全战友献血的国民党战犯，属于必须铲除的目标。暗杀名单上，他的位置比李为民、刘家昌、韩烁、章伟等反动华人更靠前。
走马上任没几天，堤岸“华-运”就精心策划并实施了一次“锄奸”行动。他正在大使馆内主持例行会议，无孔不入的“华-运”分子竟然在他身后引爆炸弹，整个后墙都被炸开了，而他竟然奇迹般地没受伤。
要说治安形势复杂，西贡要比这儿复杂多了，他有此一问并不令人奇怪。
陈润威敬上一根香烟，不缓不慢解释道：“大使先生，平东工业村紧邻堤岸商业区，人流量大，受关注程度高，如果防卫设施搞太多，必然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非议。所以整个安保措施只能外松内紧，只能请堤岸警察局的兄弟帮着多费费心。”
堤岸商业区的繁荣程度令人惊叹，用“小香港”来形容一点不为过。
平东工业村更是一个奇迹，在政局那么动荡，外部和内部威胁那么大的情况下，工业产值居然能够以每年18%以上的速度递增。
每到中午，数以万计的工人像潮水般涌出来吃饭。通往码头的公路上，一辆接一辆卡车载着集装箱往返。大吊车把堆积如山的集装箱装上船，把工业村内企业生产的商品销往世界各地……
那种热火朝天的情景，在台湾是看不到的。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大多西贡市民尽管没堤岸华人富有，但日子过得依然比大多台湾人好。经济如此发达，政府却穷得叮当响，政府部门和军队开支竟然严重依赖美援。
胡琏越想越糊涂，禁不住笑问道：“陈将军，南越外部受北越威胁，内部政局动荡，以我看来不是一个投资的好地方，你们的工业村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工业村是南越的骄傲，更是越南华人的骄傲。
陈润威推开车门，一边陪众人往酒店大堂走去，一边不无得意地笑道：“归纳起来大概有四点，一是华人资本比较雄厚，并且大多从事工商业；二是国际社会同情，自由世界盟友提供了许多帮助；
三是政府和工投公司在招商引资方面力度比较大，给前来投资的客商提供了一系列优惠；再就是有工投公司董事长李为民先生、副董事长陈世国先生等一心一意埋头干正事的人。”
李大老板的秘书孙宁裕微笑着补充道：“胡将军，在发展经济这一问题上，我们越南华人和一些本地人，比国民政府治下的同胞更具优势。毕竟越南曾是法国殖民地，独立之后与美国关系又极为密切。
很多人会说法语、英语，在欧洲和美洲有许多朋友。而法国和美国又基于历史渊源及政治因素，对越南公司和越南商人比较照顾。交流没障碍，签证很好办，沟通很容易，贸易政策又那么宽松，做进出口生意要比台湾同行容易一些。”
不得不承认，被殖民统治过的地区，经济发展确实比其它地方好。比如曾经的大上海，又比如现在的香港和澳门。
胡琏微微点了下头，又问道：“陈将军，工业村发展得这么好，相比税收肯定少不了，为什么政府依然没钱，依然需要那么多援助？”
“这个问题孙秘书比较有发言权。”
孙宁裕接过话茬，耐心地解释道：“胡将军，正如您刚才所说，我们的投资环境确实不尽人意。为发展工业、促进经济、带动就业，我们不得不推行低税制。对工业村内企业虽然施行累进税率，但最高税率不超过20%，盈利50万美元以下的企业，仅征收7%的企业所得税。并且在这一基础上，企业还能享受到三年免税、五年减半和出口退税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各工业村和富国岛特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全是我公司投资的，除了划拨一部分土地，政府没投入哪怕一分钱。所以在我公司成立之初，与政府达成过一份以税收返还前期投资的协议。
本来征收到的税金就不多，再提留出一半偿付历年发售的工投债券，再留出一部分作为后续发展资金，最终能够上交财政部的就没多少了。”
听上去无懈可击，事实上是另一码事。
隶属于各工业村管委会的税务部门，的确没征收到多少税。工投公司收支情况有账可查，每年审计，每年公示，每年都是赤字，大小股东迄今为止没分过红。
不过除了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之外，工业村管委会却向各企业征收治安联防费、国防预备役建设费、医疗卫生发展费、教育发展基金等五花八门的费用。如果真施行那么低的税率，工业村保安队和第四战术区军费从哪儿来？
胡琏不明所以，没再继续问题。
事先打过电话，酒店经理直接把众人请到三楼会议室，喝了一会茶，等了大约十几分钟，正主儿终于到了。
“李为民，胡大使，认识您很荣幸。”
“南圻王”比想象中更年轻，一头短发，干净利落，看上去很精神，胡琏这个“金门王”是带着蒋总统的嘱托来的，立马起身道：“李先生年少有为，久仰久仰。”
“一介商人，什么年少有为，让胡大使见笑了。”
一手掌握南越经济命脉，一手掌握着战斗力强悍的第五步兵师和刚组建的第四军，如果把工业村保安队、工业村预备役和各安置村民兵自卫队算上，他能调动的武装力量超过一个兵团。
胡琏一边打量着李为民，一边紧握着他手道：“李先生过谦了，如果国民政府有几位李先生这样的商人，反攻大陆，还都南京，指日可待。”
他身份太敏感，李为民不想绕圈子，对反攻更不感兴趣，直言不讳地问：“大使先生日理万机，不知道专程来芹苴所为何事？”
“实不相瞒，胡某此行是受蒋总统和吴廷琰总统委托，前来同李先生探讨局势，共商铲除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抵御北越大计。”
居然是帮吴廷琰来当说客，李为民倍感意外。
胡琏同样感觉这件事很荒唐，不无尴尬地说：“李先生，在反g这一问题上，国民政府与西贡的立场是一致的。蒋总统真诚地希望生活在越南的华人同胞，能够以大局为重。如果可以的话，在一些问题上尽可能作出一些让步。”
国民政府的立场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细想起来也很正常。
因为对老蒋而言，反g是大局，海外华人只是一个棋子，华人众多的国家和地区只是一个战场。bj对待海外华人的态度也差不多，意识形态比什么都重要，如果真考虑什么血浓于水，根本不会打内战，更不会死那么多人。
至于吴廷琰为什么通过国民政府施压，同样不难理解。
他曾以为能够掌控越南华人，所以执政之初想方设法切断台湾与堤岸华侨的联系，坚决支持李为民推动华侨入籍。
然而，事与愿违。
越南华人在李为民的带领下越做越大，以至于发展到失控的程度。“工投系”有钱、有人、有枪、有美国政府支持，通过武力根本无法解决，只能剑走偏锋。
李为民能够想象到，吴廷琰肯定与蒋总统在反g问题上达成了什么秘密协议，蒋总统投桃报李，利用国民政府的影响力施压。
只是时过境迁，现在的越南不是八年前的越南，国民政府对越南华人几乎没号召力可言，李为民才不担心他们去分化瓦解华人内部团结。
“大使先生，在对待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北越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我公司比政府更坚决。这一点，从各工业村和下六省的治安上就能看出。至于您所说的让步，我们已经很顾全大局了。不仅承担下六省防务，并且承担着政府及军队近30%的开支。
更重要的是，工业村计划是‘密西根州大学集团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有美国顾问，第四战术区有美国军援司令部派驻的军事顾问团，芹苴和富国岛有美国领事馆，不管董事会作出什么重大决策，都要充分考虑美国盟友的意见。”
“工投系”与台湾有贸易往来，富国岛工业大学预备军官训练队有军官在台湾接受培训，能不翻脸就不翻脸，李为民干脆把“山姆大叔”搬出来当挡箭牌。
他毕业于密西根州立大学，曾兼任过一段时间密西根州立大学政府研究署顾问，工投公司成立之初，董事会里有msu派驻的独立非执行董事，负责制定同盟国援助计划的卫斯理-费舍教授，现在更是出任工投公司首席顾问。
胡琏非常清楚这一点，甚至知道“美援管理团”直到现在还像送钱一般，通过“商品进口计划”以1比35皮阿斯特的官方牌价，每年给工投公司上千万美元的兑换额度。
从这个角度上看，他确实要尊重美国政府的意见，但胡琏绝不相信他没有自主权，毕竟他与美国总统肯尼迪、副总统约翰逊、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参议员曼斯菲尔德等华府政要的关系摆在哪里。
毫无疑问，他不会放弃权力，或许打算真当这个“南圻王”。
吴廷琰承诺的那些，纯属镜中花水中月。外部有北越，内部有南解和反对派，还有眼前这位“新军阀”，能保住半壁江山已经很不错了，用不着得罪曾帮助过国民政府的越南华人同胞。
来之前台北的政治家们分析过，给出了两套方案。
胡琏退而求其次，从秘书手上接过一份小蒋的亲笔信：“李先生，您有您的难处，而且这属于越南内政，蒋总统只是建议，贵公司作出什么样的决策，几百万生活在越南的同胞该何去何从，最终还是要由贵公司和同胞们决定。”